全文引自腾讯活着栏目NO234.地铁里的冒险。顺便推荐一下活着栏目，这他妈才是摄影。
拍摄地铁已经六、七年了，这件事的起因完全因为一堂讲座。
2006年，佳能的数码相机已经很成气候，佳能摄影沙龙举办的也很火爆。他们会经常请一些专家来讲解佳能相机的使用方法。我那时儿子刚出生不久，手头正好有一台佳能的入门数码单反350D，便时常抽空去听听他们的讲座。有一天，他们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朱炯老师，讲纪实摄影。
朱炯老师不是只懂理论没有实践的人。她在讲座中完整地放映了她自己的专题《人文中国》（最先叫《西北望》，后因去国外展览改名为《人文中国》，这个专题是她利用10年的寒暑假完成的，主要记录西北地区普通人的生活。）我完全被里边的照片唬住了，它对我的影响是醍醐盖顶式的。因为她照片里的许多场景分明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农村和小县城特有的场景。
我现在仍清楚的记得，专题的题图照片是一个西部的农民在村边独自打土坯。打土坯，这个如今在农村已经很难见到的农活，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我突然明白了，原来真正的摄影是这样的，它不是什么花花草草，也不是什么漂亮的风景。它和我早年热爱的文学竟是那样的相似。它关注人，关注当下普通人的存在。
那堂讲座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是我摄影真正的原点。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地爱上了摄影。我知道以后很难再有东西把我和它分开了。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考虑自己应当拍摄什么。
在我看来，摄影上的长期项目都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作为一个有孩子的父亲，我只能在自己周围的生活中去寻找，想想还是拍地铁吧！因为我的家就在地铁站附近。每天上下班我都必须去乘坐地铁。
我喜欢小说，法国和俄国的许多作家都非常喜欢。这些都决定了我的镜头只能对准人，活生生的人。但拍摄人是很难的，特别是未曾谋面的陌生人。
我的摄影之路起步阶段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走了许多弯路。这些弯路和我的人生一样曲折。大学前，我在一个工厂里生产土霉素；大学后，我做过小学老师，卖过煤气灶，拉过广告，在食堂里打过杂，干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工作，和小说没有丝毫关系，跟摄影更是不沾边。虽然后来到了北京，当了记者，也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但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玩玩而已。当我把它当一个事业来追求时，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刚开始，我用我的350D来拍，拍回来的东西转成黑白后怎么看也不是那么回事。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赵嘉的书《兵书十二卷》。这本书教会了许多摄影和器材方面的事。（赵嘉后来出版了许多关于器材方面的书，但我认为那本始终是他最好的。）
2007年，我把自己攒了好长时间钱买的佳能16-35镜头贱卖了，为的就是买一套装胶片的康泰时G2。拥有了G2，我的地铁专题才正式开始。
和大多数人一样，摄影初学者都不敢正面去拍一个陌生人。我看到许多只能拍背影的人。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必须面对。我开始只敢拍一些乞丐、侏儒、小孩和卖唱者，慢慢的，胆子开始大起来。
记得有一天，我在站台上看见一个黑人小伙子正在和一个中国女孩调情，女孩正闭着眼睛等待对方的亲吻。我照直走上去，拿起了相机，对准了他们两人的脸，就在我按下快门的瞬间，姑娘的眼睛睁开了。她发现了我，一把拽住了我的相机带，说要找警察。对于这种冲突，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心里没有准备，但还算镇静，毕竟我是一名记者。一会儿，警察就过来了。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让我们自己协商解决。一个是我把联系方式留给他们，到时把底片寄给他们。二是把照片删掉。我那时怕麻烦，直接打开相机后盖，把整卷胶卷曝光了。
这件事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摄影师和被拍摄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次，我在地铁中碰到一对年轻的外国夫妇，女的手里拿着街头那种用糖吹成的小马，一看就知道是来北京旅游的；还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外，他肩膀上扛了一大袋水果。当我举起相机跟他们说明意图时，年轻夫妇和扛水果的老外都愉快地答应了。他们都很配合，满脸带着幸福的微笑看着你——但这些照片不是我所需要的。
还有一次，在八通线上，我看到一位农民工，他拎了一个大袋子，满脸是汗。他流汗的脸吸引了我，但他和我站得太近了，于是我问他：“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他木然地摇了摇头，这件事只好作罢。
我开始意识到，在地铁，要拍摄自然状态下的照片，征求对方的同意是一个错误。盲拍和不经意间的抓怕最后成了我必然的选择。慢慢的，我的胆子也变得大起来。
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两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车厢里卖唱。一个弹着吉他，另一个拎着一个布袋等待乘客的施舍。我便拿起相机拍了起来，旁边的一个乘客看见我拍照，也拿出相机凑了上来。看到这阵势，弹吉他的小伙子突然对旁边的那个说：“快跑！”两个人拿起吉他，一扭头，向后面的车厢一溜烟跑掉了。
北京地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所，除了络绎不绝的上班族，你还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乞讨者、流浪歌手、侏儒和农民工都是这里的常客，小偷和朋克模样的人也会偶尔登场。有一次，我竟意外地拍到了小偷。
那是一天上午的早高峰时段，在四惠站的站台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我向楼梯下一看，只见一个人用钢棍把另一个人摁到在地，钢棍正好卡在下面那人的脖子上。拿钢棍的人说：“我是警察，谁帮我拿一下手铐，在后腰上。”一个小伙子帮他拿出了手铐，他让其把小偷的一双手给拷上。小伙子从小偷的身下拽出小偷的双手，顺利地给拷上了。不一会，车站的警察就闻讯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架起那个小偷，把他带走了。
拍摄地铁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遇到小偷那样的事非常非常少，六、七年中我只遇到过一次。大多数时间，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切正常得如一台石英钟。许多时候，我一张照片也拍不到。有时，我甚至祈求今天能发生点什么，哪怕遇到一个有意思点的人。但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遇到的也都是和我一样急匆匆赶路的普通人，或者故意打扮得很恶心的乞讨者。
我到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在拍地铁，在图片库里也看到一些拍得不错的照片，但要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太难了。国外，有许多摄影师因为拍地铁而非常有名，但在国内，拍出来的恐怕只有摄影家王福春。
王福春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摄影师，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拍得很棒，我也在杂志上看到他拍摄的一张地铁照片。但没有想到，不久，我就在地铁里遇见了他。他依然留着长发，手里拿着松下的LX2相机。年龄虽然60多岁了，但精神非常好。他见我拿的是康泰时G2，说：“这个机器不错。地铁里离人太近了，大机器根本没法用。”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便分开了。后来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他一整版的地铁照片，这些照片是一般摄影师拍不出来的，但和他《火车上的中国人》相比，还是要逊色不少。
除了王福春，其实，我在地铁里还遇到过摄影师卢广。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夕。我看见他时，他正在国贸站台进行摆拍，但这次的摆拍无可厚非。他用的是一台中画幅胶片相机，身上又背了一个大的数码单反。他让奥运志愿者在宣传画前摆好姿势，先用中画幅拍一张，然后再用数码相机补拍，他拍的是奥运志愿者。这种环境人像摆拍很正常。当时，旁观的人并不多，大家估计都不认识他。在中国，人们只对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感兴趣，谁又会去关注一个摄影师？即使他得到过几次荷塞奖。
2009年，我拍摄地铁已经三年了，虽然地铁的底片已经积攒了一些，但感觉真正能拿得出手的照片并不多。我时常安慰自己，摄影师吕楠拍摄《精神病院》和《四季》都用了7年时间，我拍地铁至少在年头上必须达到这个数字。但2009这一年，拍摄胶片变得越来越奢侈。因为数码的盛行，图片社在胶片的冲印上开始大幅度涨价。胶片拍摄的成本越来越大，我已经有些难以招架。最终，我和我的G2和蔡司镜头说了拜拜，把相机又从胶片换成了数码。
我还想一直拍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对自己说：“够了，我不想再拍了。”但到目前，我觉得还远远没有到时候。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你的观察力也不段在提升。我发现，我镜头里的许多东西都是大家熟视无睹的东西。我看见一名孤独的老人柱着一根木棍坐在台阶上，一个上半身赤裸的醉汉躺在四惠站的过道上无人过问，一个小姑娘在人流中独自在那里抹眼泪，一个食堂的小工穿着工服四仰八叉地躺在挤满人的车厢里，直到终点站被乘务员叫醒，我也看见人们因为拥挤而大打出手，拳脚相向。
城市里的地铁早已不光是一种交通工具那么简单，地铁成为一种文化，它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这也是它吸引许多摄影师的原因，这些摄影师也包括我。
关于地铁的专题，我看到过马格南摄影师布鲁斯·戴维森拍摄的纽约地铁，也看到有人拍摄的东京地铁，但我依然认为，北京地铁应当是这个星球上最拥挤的地铁。北京地铁是能把你的鞋挤掉的地铁。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工作人员在站台上拣到一只被挤掉的鞋，那可是一只大码的男式运动鞋。
每天，有几百万的北京人和外来人员在这个城市不多的几条地铁线路上穿行。在上午七到八点的高峰期，一些站台想要上人变得几乎不可能。而几个设计不合理的中转站，高峰期的人流会让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担心，这里会不会马上发生踩踏事故。
除了拥挤，北京地铁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所，一个中国中下阶层活动的舞台。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乞讨者、流浪歌手、外地旅游者、农民工、小偷、保安、警察、学生、醉汉、理发师、建筑工人、厨师、做广告的人、朋克、公司职员、患病者、失恋的女人、调情者、捡破烂的老妇、无家可归的老人、情侣、卖报纸的人、侏儒、发广告的、办假证者，偶尔也会看到有钱的贵妇和身材高挑的模特。他们都行色匆匆，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闪过，很快消失在人流之中。
在这个非同寻常的舞台上，每个阶层的人都是本分、高明的演员，他们忠实地扮演着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或兴奋、或悲伤、或忧愁、或愤怒、或微笑、或争吵。
而作为一个摄影师，所能做的仅仅是把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提供一份真实的当代影像档案。也许，50年、100年后，当人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他们会说：“哦，我们过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来源：拿着菜刀的大叔